神堂记忆

10月22日看完此书，最后一章的回顾尤其深刻，很久没有看一本书有这种感觉了，不单是学术上，更是对内心深处的一次震慑。得亏景军是个著名学者，同时书在国外发表再翻译回国内，不然当下很难说这是可以发表的东西。

五千年很近，五十年太远。记忆是历史的内在化，历史是对记忆进行社会规范的制度。那些能够对规范集体记忆的方法进行控制的人，可以指导未来历史的走向。政治策略中最大的心理-政治工程之一，就是通过重写国家的历史重构国人的记忆，这没有什么奇怪的（Schwarcz 1994）。历史记忆并非对过去的简单记录，它受到权力关系、社会处境和当下需要的影响，这个过程中传统、习俗、观念被不断的改变和塑造。

回到一年前的田野之中，这也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学术与现实的撕扯。我不太喜欢社会工作专业的原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在于，作为一个依附于外在期待和携带自身枷锁的专业，很多时候很多东西都很“假”，当然我理解这是一种无奈，无论是承接服务的政府需求还是社会层面的大众期待，但我厌恶这种假，我希望作出一些真东西。就是这种追求下，我偏爱于社会学、人类学这些学科，但真的可以吗？答案就是不行。

25年到26年的隆林袍汤节上，我几乎完全陷入一种观念的被动，我想写的我不能写，我想说的不能说。我明明知道这个创建不到十年的地方小节日是一种当下的“创造”，整个活动下来，我心里面只想到一个东西，霍布斯鲍姆的传统的发明。我真的说不清这些东西是真是假。因为说是假的也不对，当下的任何东西不都是在一种创造和再造中形成的吗？但我心里面就是感到别扭。从当地高层领导和地方汉学会是如何将袍汤节的袍是从庖、袍、刨、泡等字挑选出来并与当下四川庖汤节乃至全国相关节日形成区分，到当地农户私下取笑仪式主持人，一个在地方被认为是被人轻视的葬礼主持是怎么摇身成为地方政府的非遗传承人……当时我就在想，仪式上身为下一代“非遗”传承人的那个看起来6岁不到的小孩，他未来会怎么来认识自己的身份，他会不会认为这一切自然而然。媒体镜头下故意展示出崭新的《交生回熟》仪式贴被环抱在主持人手中，书上重重压印着的红色印章似乎无时无刻不在宣誓着这一切的正统地位。一时感觉荒诞又好笑。当媒体的长枪大炮因为活动的交叉而转移时，面对没有关注和镜头（除了我还在），回熟仪式被直接取消了。一种巨大的张力感在我脑海中翻涌。看到《神堂记忆》，这一切太相似了，记忆在国家工程下被改造，个人的历史与更大的层面的历史形成分叉并最终淹没。当地高山汉族在一个五大世居民族共同生活的自治县，却没有一个与尝新节、三月三等其他民族对等的民族节日，就此高山汉将其视为当地汉族特有甚至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节日，这也就是为什么没有身着高山汉特有小匾衣会被指责的缘故。基于当地汉族群体需求、国家民族政策以及多民族地区交融以及当地政府对政绩、治理，汉学会对自身影响力等等各种因素，袍汤节便孕育而生了。只是我不能往这边写，我最终落点是乡村振兴，这不是我想写的，我不清楚这是不是自欺欺人，我只能避重就轻的写一些别的东西了……

想到家族口述往事，书中提到苦难记忆，完瞬间就想到自己的家族史。

民间信仰声势浩大，显然使中国政府颇为警觉。它的一个反应是激烈地批判，通过新闻媒介和反迷信文学打击豪华坟墓与村庄庙宇的修建，以及雨神崇拜的恢复，还有求神问卜的现象。1991年官方出版的一本破除迷信的仪式书批判性地指出，八十年代以来，风水、算卦和跳大神的活动都死灰复燃了，这些是由老的迷信活动者与一群年轻的追随者完成的。这些问题部分要归咎于地方官员，他们在处理“封建迷信”的活动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本仪式书尤其反对很多年轻人的皈依“封建迷信”。其中提到广西平果县1989年一共有21000个“巫婆神汉”，其中大约60%是年轻人。

曾祖父就是广西解放前的巫婆神汉之一，同时还是国民党时期的地方乡长。也正因为这些原因，文ge时被拉到田林的一个牛棚中进行批斗，但正因为是神汉的原因，导致批斗者实际上并不敢真的做出过度行为。但就是羁押期间曾祖母急火发病去世了，而祖父和其弟在无人照顾的情况下，因为过于饥饿，祖父一个不注意，小弟因为上火灶找吃的，不小心坠入火中，不幸去世……这些苦难记忆不断在既往生活中发酵，村里批斗最积极的响应者在76年因为过度忧惧，不到30就成为当地口中“被吓死的人”，成为佐证家族苦难时每每提及的证据。直到20世纪初，五叔在去县城的班车上，仍然会在偶遇批斗者时听到其对过去家族过往的忏悔。

文ge中，家族的族谱同样也被烧毁，而近20年对于谱系的追查和其中过往的编写无时无刻不在记忆和创造中不断循环。“守利天道顺，大显华邦业”，家族字辈因为族谱的消失而只留下短短几句话，这其中为了续接上祖籍地湖南邵阳，就出现了一些传说，例如某湖南尹姓官员到云南上任，途径隆林各族自治县，在与当地尹姓族人交流的过程中对接字辈诗句，发现了相同的字辈诗句。实际上，个人认为类似的故事只不过是为谱系正统而进行的创造，但这些故事却进入了地方族人的记忆之中，并进一步驱使着寻族追根，甚至在10年左右进行了湖南祖籍地的溯源和祖坟修缮。苦难记忆和根源的追溯相互交织，每个人都觉得应该要将族谱做回来，并促成了隆或镇地区两个几乎不接触的尹姓家族加大了交往程度，因为此前两个地方的字辈数不同，每方都觉得自己是迁来地区的正统，且字辈不同造成了一方对另外一方地位上的占优，字辈隔了一个祖辈。在共同认同统一来源的情况下，克长、隆或、大同的几个地方尹姓群体共同走亲戚，在共同的历史记忆下，塑造着新的宗族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