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可能是一回事，具体写作和研究又是另外一回事。过去每一篇论文都存在一个事，即不断的推翻自己，这个过程是痛苦的，甚至近乎有些绝望，屡次冒出一个念头，要不算了吧，这个研究不做了，但舍不得，也放不下。自己写的东西往往要放着凉一会再来看才行，还真会有新的想法。
现在回过头看，模仿《双向驯化》的逻辑使自己陷入了对帐编排。驯化概念的理论对话让我导向与找一个理论概念，于是理所当然的将桉树落地转化为“适应”这个概念。现在看来，首先是这个概念太大，不是自己能把握的。其次，问题是什么呢？这个问题被材料淹没了。结果是逻辑出错，既然这样的落地被潜意识为我一种适应，后文又反复论述适应的多样和复杂，本身就不对。
问题在哪呢？我依旧想从人类学角度出发来找这个问题。十年前李鹏老师（2016）应该是第一个从人类学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的人。其在《鼓励还是清理》中指出，从自然的研究取向而言，早期文化生态学中关注人类对环境的适应和生态系统的均衡,忽视文化价值理念和独立结构,忽视个人的能动性。缺乏政治、经济、社会网络的多维分析。而文化取向反对单纯的环境决定论，认为应通过对生态环境的知识、信仰、价值、态度与观念、行为结合起来。这样的背景下，关键在于其中的知识—权利分析。文中指出：
在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话语体系下,广西农民对于桉树的认识仅仅停留在自己生活经验的层面上, 他们更加相信科技的代表—专家所为他们做出的选择。在提高人均收入、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强 大话语下,任何能推动经济发展的技术和产业, 在人们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都将具有一定的合 法性和正确性。 而普通民众由于在知识上不具有优势，因而，他们只能由知识上占优势、控制 发展权利的部门或专家来指挥, 左右自己的种 植和产业发展方向。
在这样的情况下，生态风险和经济利益的来回拉扯下，认为
广西桉树种植既有地域社会历史与各级政府主导的因素,也包括中国社会结构性的因素, 同时也包括当代农民在面对风险社会到来的时候, 所作出的无奈选择。
同时，文中也提到一个当下依旧存在的问题，即在政府大力倡导桉树无毒，桉树的生态问题来源于不科学的种植，而非桉树本身的毒性。在当下，在地方，桉树有毒的观念并没有消失，而是伴随着政府政策、身体体验等等问题而不断传播和深化。
桉树与转基因有着类似的经历, 一些专家和政府要员都在说, 桉树不会对生态有破坏作用, 主要是种植技术和经营管理方式的问题。但农民还是承认:桉树是抽水机、抽肥机、毒气机等,他们也会用鲜活的生活实例告诉 我们,这块土地原来是林木茂盛、鸟语花香,可 自从种了桉树,树木下寸草不生、鸟类等动物已 经灭绝......但他们面对桉树种植可能是引发生 态问题和巨大经济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张力时, 他们还是毫不犹豫选择了继续种植桉树, 这是 因为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给农民松绑或放 手的同时,并没有填补这个空白,而反倒用经济 利益来引诱农民。
这其实解释了一个问题，也是田野中一个矛盾点，那些明确桉树有毒的人为什么还是会去种植桉树，这一度非常矛盾且难以解释。李鹏老师将桉树是抽水机、抽肥机、毒气机这些认识当成背景，在此，我认为不仅如此，这不是预设的前提或者种植的结果。这是一个过程，而且是解释农户为什么认为桉树有毒的一个重要来源。
另外一个问题也在这个地方涌现出来，桉树有毒的认知上怎么形成的，这样的“地方性知识”是如何形成的。我的论文应该尝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但还是感觉不对味，层次似乎还应该上升一级，应该涉及到一种类似于“生态观念”的讨论中来。
这也是相关研究的一个遗漏点。罗永仕在政府行政管理的方面探讨了政府行为是如何使桉树争议进一步复杂化，桉树有毒的传言如何趋势政府政策的改变，民间传言与部分媒体报导不仅影响了人们对速生桉的认知,还导致各种社会冲突,对地方政府 的行政决策产生了响。（罗永仕 2020）即
当科学研究与民间认知发生冲突时，地方政府为什么会改变政策，从鼓励种植桉树转向限制甚至禁止种植？
这里其实和我的田野有个有趣的对应，在板坝，当地人这样说：
你说桉树没毒，那为什么（隆林）政府规定不可以在水库、水源地种桉树，不还是怕这毒被人喝了吗？
桉树有毒的传言形成地区治理压力，地方政府为了为了避免“谣言”产生更多、更严重的社会后果的风险，在诸多风险之间寻求平衡。地方政府的风险平衡行为,从而把速生桉的环境问题交由社会来解决,让它在不同群体之 间长时间的争论中逐渐被接受或消解,更有效地达成“不出事”的行政目的（罗永仕）。这的确为当下桉树传言问题提供了一种解释，但依旧忽视了农户的主体性视角。但罗永仕有一个点提得很准：
对社会公众而言,速生桉是否有毒主要取决于他们能否承受它可能导致的伤害或 损失,其中包括他们感性认知到的环境污染、社会生态破坏和经济损失等问题。（罗永仕）
桉树有毒与否像一种内心默认一样，当没有产生什么实际影响时，农户依旧选择种植，但桉树与生姜混种产生实际点收益问题时。农户、收购商开始真正对这样的认知采取行动，拒绝收购，隐瞒生产细节在这个过程发生。为什么同样相信桉树有毒的人，会产生不同的种植选择？这些认识又是怎样在持续的种植实践中形成、修正和强化的？
部分论文的论点难以接受。如莫晓勇的《桉树文化认知的差异及分析》认为好坏认知差异来源于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和对桉树的研究不够深入造成的。这种只基于文化差异而认定认知差异来源不可取。而《桉树种植从鼓励到清理速生桉“ 真实面目 ” 是怎样的》从实证研究综述出发认为桉树的生态效益积分呈周期性的上下交错波 动,导致其最后的生态效益得分很低。但其实这涉及到社会科学的两大范式问题，实证研究很难说明观念类问题，也难以解释公众对“毒”认知的产生，这不是桉树真的有没有“毒”的问题。这其实是大量当下实证研究难以接受的问题，这是一个对接解释、象征等诠释研究等接入点。
由此论文要从新开始。
今天的任务就是大概了解一个东西，什么是地方性知识。或者说一种类似的说法，这里为可能误解了地方性知识，但应该说一种观念与实践的研究。